冷血医生辩称，在多萝西被囚之前和被囚期间发生的事情，都跟他“毫无关联”。他对刘探长说：“他们之所以会拉我入伙，是因为他们先前搞糟了几次剖腹产。他们可能是自己给孕妇做的手术，也或许他们之前还请了别的大夫，我不太清楚。”
不出所料，冷血医生因怕自己有罪，便依照宪法第五修正案，不肯对之前的谋杀案提供证词。公诉方根据法庭科学分析他的过往行为模式和个人历史档案，总结出了一些证据来证明他跟先前案件的关联性，但这些证据都没有什么说服力。在这一点上，罗森法官阻止公诉人进一步讨论矿井里的尸体，但是她承认矿井在本案件中的存在，因为我已经证实了矿井的威胁性。善良的罗森老法官打断了公诉人：“关于先前的谋杀，再仔细调查一下，然后另立新案。”我觉得，如果我继续编造故事来证明这一点，似乎有些不妥，因此我便没有开口。其实，我可以轻松地做出证明说：“冷血医生提到了‘矿井里的其他人’，还说‘把他们扔进去，就像我们以前扔其他人那样’。”不过，我自己也有些怀疑，他究竟是否跟其他受害人有关联，我只能相信，正义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
据证实，“D”，也就是多萝西，早我一周被绑架。那所寄宿学校是布拉德于两年前在止赎资产拍卖会上买下来的。在搜查寄宿学校的时候，探员们发现了一个失物招领箱和一间教师休息室。他们推测，绑匪给我的笔袋是来自那个失物招领箱，多萝西的书本和用来织东西的棒针则来自那间休息室。他们还推测，我房间里的那条红色毛线毯，是多萝西在我被抓去之前织出来的，织好后便被绑匪拿走了。我想象着，她用闪烁着火焰的手指来回钩针，用熊熊燃烧的意志为我们的战斗编织着武器。
为什么一个绑匪会把编织用的棒针给受害者呢？它们难道不是很锋利吗？它们难道不会伤人吗？我搀扶过多萝西，我知道，她非常虚弱。
她的胳膊比我的胳膊细，个子也比我矮，她大概只有5.1英尺高。最糟糕的是，她的身体还承受着痛苦的折磨，没有我的帮助，她都无法走下楼梯寻求救援。也许你会觉得面对能够获得自由的激动时刻，肾上腺素可以给人提供力量。但并非如此。所以，我可以肯定，那个绑匪毫不担心多萝西会用棒针来对付他。而且，他还那么愚蠢。
在对废话夫妇进行了粗略的审讯后，我们得知了这群罪犯的变态安排，他们打算把我当作保险，以防多萝西和她的孩子活不下来，而且如果两个孩子都能活下来，那么废话夫妇就把他们作为双胞胎收养。在律师的指导下，他们夫妇俩在各自的审讯中都一致坚持说：“我们发誓，我们从来就没打算杀死那些女孩儿。我们听说，等她们生完孩子后，就会放她们回家的。”
那么，这会从多大程度上减轻他们的罪责呢？主公诉人说，这样一来，法庭就没法判他们死刑了。他给我看了法律条文，试图让我相信，他至多只能尽力让他们被判重刑。我把他的咖啡扔进了车站的垃圾桶，说他还不够努力。妈妈则让我不要逼迫公诉人。
我把我自己的热巧克力也扔进了垃圾桶。
我告诉过你，我妈妈很温柔。不过，我知道她是对的。
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脾气也平和了许多。但是，有时，只是有时，我发现自己还在等待他们被释放的那天。其实，我已经在脑海中构思了一个对付他们的初步计划，或者说已勾勒出包括行动、武器和装备在内的具体行程和有序安排。
至于冷血医生，我绝不留情，一心只想着进行疯狂的复仇。谋求正义的行为永远都不会偏离大自然这位母亲的法则，尽管有可能会偏离人类立法机关那过于宽泛且没有价值的法律。
妈妈跟律师事务所请了假。她动用了所有关系，以期获准协助公诉人处理这个案子。她以前曾为涉嫌经济犯罪的大公司总裁进行辩护，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孩子在担任议员，妈妈让他们帮助自己扫清了一切障碍。她说：“我绝不会让那些吃政府饭的新手公务员来接手这个案子。”跟我一样，她的内心也有一个复仇的恶魔。
在庭审之前，我试着跟她沟通了。我又一次来到了她的书房；她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全神贯注地修改公诉人的防止偏见动议，即诉讼双方在开庭前提请法庭禁止对方提出特定证据或特定陈述的动议。当时是十二月初，我们的家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家中的一切看上去都完美得如梦似幻、不太现实，临近妈妈书房的门厅里有一棵早早就被砍下的松树，上面挂着的圣诞节装饰彩灯闪闪发光，在书房中打了蜡的木地板上投下了一道五颜六色的彩虹。书房窗外的路灯照亮了黑夜，大雪纷纷扬扬地从天空落下来。我站在她书房里的壁炉旁，壁炉中噼噼啪啪地燃着炉火，让我的身体变得很温暖，我就这样等着，等她结束对那份动议草稿的大范围改动，等她抬起头来看我。我的宝贝儿子正在楼上熟睡，他喝饱了奶，小肚子圆滚滚的，婴儿服柔软地贴在他那丝绸般的皮肤上。他那粉嘟嘟的脸颊上带着甜美的微笑，我觉得他仿佛会一直这样，安宁地睡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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