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愚民的最高水准在于使臣民对君主达到迷信的程度。
由于对凡人难以产生迷信，所以愚民之术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在人民的心目中将君主神化。
其一，君主人种神异化。
早在奴隶制时代，统治者就利用人们对于“神”的崇拜与畏惧，将君权同神权结合在一起。
商周时代的君主称为“天子”，君主自称“余一人”。这种称呼表明：君主是上天之子，具有人神结合的性质，是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人上人”。
神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君权就是由神授予的。
君主作为神的子孙、神的代表、神在人间的化身，与神同享尊荣，共执权柄。
“神”是天上的上帝，君主是地下的“下帝”。
君主的统治，也就是神的统治。
如此这般，谁还敢藐视神的权威？谁又能违背神的意志？
这种神权政治的谎言，就是奴隶制时代最早出现的一种愚民之术。
其二，君主人身神秘化。
人种的神异化，使君主处在某种介于人神之间的特殊位置。然而，无论血统来源有着什么样的“神异”，都无法改变君主毕竟是人而不是神这样一个事实。
于是，愚民之术又要出了新的花招，采用各种手段，为君主人身笼罩了种种神秘的色彩。
君主即便是人，其人身体貌也有异于常人之处。
其三，君主人格神圣化。
神化君主，还需要极力美化君主的人格。
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君主对臣民的精神感召力量。“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事实上，古代君主不仅不可能具备上述美德，而且也不需要
在实际上去追求这些美德。
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一番虚伪的表演，只要在臣民心目中造成君主人格神圣完美的假象，就算达到了目的。
对于一位君主来说，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全部的美德，“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
“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
尽管君主在政治实践中“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但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上述五种美德的说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
为了维护君主在臣民心目中圣明伟大的光辉形象，任何缺点与过错都不可能与君主有缘。
每逢天灾人祸降临以后，为缓和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中国古代的君主们有时也会颁布“罪己之诏”，做一番轻描淡写的自我检讨。
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即所谓“罪己以收人心”.不过，真正实质性的罪责，绝不能由君主来承担，往往是由臣属来替代君主承受的。
于是，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便出现了“替罪羊”的角色。
曹操若是给魏国的百姓开了民智，那么后果会是怎样的？
皇帝也是人，真不见得多高明，也不见得多么睿智，只是天下的能人太少，不符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规范的能人，要么在监狱里，要么就在地狱里。
剩下的能干活的还都是经过了皇帝特有的训练，让他们脑子里只有皇帝，国家就是皇帝，为皇帝干事情就是为国家做贡献。
而老百姓，则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了一日三餐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就如现在的房子和房价，一亩三分地，够他们几代人劳作的，即使这样，三代贫农还是到处可见，其实这并不意外，国家，不，皇帝压根就没想让你吃饱，你就不可能吃饱。
除此之外，你能干什么？你能想什么？
现在的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点东西，要是古代，你指望老百姓能知道皇帝长什么样么？
皇帝是聪明人，见过世面的大人物，而老百姓，三代在一块地里干活，都没把一家人养活的穷人，更确切地说是愚人，就如被蒙着眼睛，只管拉磨的驴，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自己就是个驴命，他们根本就不会想，一旦想了，那就不好了。
这也是为何从夏商周开始历代统治者便希望愚民的原因。
若是因为要除掉世家，反而让更可怕的敌人出现，这绝对不是曹操想要看到的场景。
“仓舒可明白若是开启民智的话，或许会有更大的祸患出现？”
开启民智当然有这样的风险。
但曹冲要的不是完全开启明智。
以这个时代的印刷技术，想要普及书籍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即使曹冲将活字印刷术给发明出来，也是如此。
而后世已经给曹冲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了，那便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如今世家昌盛的时代自然很难实行起来。
但那也是之前了，若是曹老板能够将世家安排得明明白白，科举制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世家被杀了一茬当然会长一茬，但也意味着朝堂短时间内没人能够阻止科举制的实行。
如此一来，在宽松的政策下，平民百姓一定会为了做官疯狂读书，不出二十年，世家便不再是主导朝堂的力量了。
而主导朝堂的力量来自于寒门，来自于良家子弟，来自于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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